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辛亥革命爲新中國的建立拉開了序幕，是我國現代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清朝統治者，是一段我們需要永遠銘記的歷史。
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紀末（一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爲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11年夏天，湘、鄂、粵、川等省爆發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榮縣獨立，成爲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佔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爲都督，改國號爲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府宣佈獨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佈退位詔書。至此，2132年的帝制歷史告終結。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辛亥革命名稱介紹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爲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爲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爲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爲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爲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爲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彙，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爲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佈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爲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爲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衆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啓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爲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着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透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彙，以迄於今。
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辛亥革命的影響
廢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爲目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則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要想救亡圖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權。
隨着封建帝制的廢除，依附於封建帝制的種種醜惡制度也被次第掃除，例如世襲制度、太監製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迴盪。空前的民主氣象，競辦實業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並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爲如此，當袁世凱、張勳先後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羣衆的堅決反抗。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爲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衝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籠。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不但從行動上堅決地打倒皇帝，並從輿論上對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思想進行鞭撻和批判，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爲探索救國興邦的道路開啟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傳播了民主思想。早在興中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視學習和傳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共和政體和自然科學。他們透過宣傳天賦人權的學說，使人民能理直氣壯地爭取民權；透過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使人們瞭解“自由、平等”的涵義；透過介紹西方政黨制度，倡導發揮新型政黨的作用。這些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學說，成了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傳統封建文化和進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爲建立民主共和國做了思想準備。
除舊佈新
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習俗的除舊佈新。辛亥革命的實際政治影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帶來了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面貌爲之一新。正是這些新的變化，開啟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閘門。
辛亥革命不僅召喚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到來，而且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啟了通道。陳獨秀和知識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把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推向了嶄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初，隨着一批覺悟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涌現，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爲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
更爲重要的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都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和啓蒙，然後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爲共產主義者。
經濟發展
辛亥革命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爲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啓蒙革命
武漢地區的軍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義造成的革命形勢是反動力量無法扭轉的。武昌起義後，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最後終於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儘管以後還出現過幾次短命的復辟醜劇，武昌起義終究導致了中國2000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國際影響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爲“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引領革命
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以孫中山的後繼者自勵，從來都尊崇孫中山爲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發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孫中山及一切革命者們憧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變爲現實。
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大，辛亥革命雖然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爲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進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風浪中，隨機轉投向了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構建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數人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未給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根本利益。
男女平權
中國近代以來隨着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涌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爲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羣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着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啓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啓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關於辛亥革命的手抄報：革命黨反清運動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爲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衆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
1896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孫中山是欽犯。一星期後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孫中山被公館抓住。12日到14日，孫中山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聯繫，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於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現。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透過水運把孫送回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僕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後於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後，連夜尋找參贊馬格里並且報案，但是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案，並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並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爲攻。馬格里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衆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爲輿論壓力才放孫中山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孫中山終於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孫中山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爲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後，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孫中山。
1896年，清政府與沙俄簽署了以日本爲假想敵的《中俄密約》，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極大恐慌，爲了對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國內部的反清勢力，先是對維新派極盡快籠絡之能事，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政府轉而動起利用以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黨的念頭，而孫中山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把活動基地設在了日本。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康有爲、梁啓超保皇改良派的宣傳相比相形見絀。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1900年以後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的薰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革命出版物開始興起，在1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後，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 。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誌。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爲會長的光復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 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爲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
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爲總理，黃興被推爲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爲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1905年在東京召開後，一批日本人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例如畢生支援中國革命事業的宮崎滔天；又如長崎的富翁梅屋莊吉等。日本離中國很近，又是一個島國，那裏成爲革命黨躲避鎮壓、聯絡同志、建立組織、籌措資金、培養力量的好去處，並從當地引來衆多幫助中國革命的人。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爲、梁啓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汪兆銘即同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佔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爲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衝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了收迴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
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費又相當之少，終於激起了同盟會內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同盟會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援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後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爲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面已經出現，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爲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後，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鬥志衰弱，而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又對同盟會工作不管不問。爲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可是孫中山卻對宋曾經支援章太炎耿耿於懷，態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取消，有力者儘可另樹一幟。”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爲了讓革命不至於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於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後，宋教仁作爲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爲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繫與聯合，並制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佔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爲主要工作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