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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性健康令人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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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1日都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今年這個日子來臨之際,一個經常被人們忽略的羣體——農民工,成了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他們大多是壯年男子,擔負着城市建設的

農民工性健康令人憂
  每年12月1日都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今年這個日子來臨之際,一個經常被人們忽略的羣體——農民工,成了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他們大多是壯年男子,擔負着城市建設的重任;他們遠離家人,羣居一處;他們除了工作,沒有什麼休閒活動。在艾滋病傳播三大途徑——血液、性、母嬰傳播中,性傳播呈不斷上升之勢。在11月22日衛生部公佈的我國1—10月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個例中,透過性傳播的佔28%,僅次於吸毒傳播居第二位,但遠遠超過了5.1%的採供血傳播和1.4%的母嬰傳播。11月20日北京市衛生局公佈的最近一年北京市新增HIV感染者中,有26.7%是因高危性行爲而感染的。而這種高危性行爲中,農民工成了首要人羣。飢渴的眼神和“民工性犯罪”事件,更讓一些人“談民工色變”。那麼,民工的性健康狀況到底如何?對於性問題,他們究竟壓抑多一些,還是混亂多一些?《生命時報》記者歷時半個多月,對農民工的性健康狀況進行了一番探查,結果發現,我們瞭解的事實遠比之前想象的更令人擔憂。

“一到晚上特別悶得慌”

11月17日18時30分左右,夜幕已經悄然降臨。陳大同(化名)收了工,怔怔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徑直走到水龍頭前,劈頭蓋臉衝了一陣。胡亂地擦了把臉上的水珠,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對記者說,每天到了這個時候就開始想老婆,“白天干活累,啥都顧不上,一到晚上,特別悶得慌。”今年29歲的陳大同8年前跟同鄉從河南老家進了城,成了農民工大軍中的一員。從今年年初到現在,他一次家都沒有回過。老婆倒是來過一次,夫妻倆出去臨時租了間200元錢一個月的房子。“有老婆陪着,花點錢也值!就是時間短了點。”

陳大同所在的工程隊負責修橋,目前接手的是北京朝陽區大望路附近的一座高架橋,臨時搭建的民工生活區就在工地旁邊。記者走進生活區,潮溼發黴和汗臭混雜的嗆鼻味道撲面而來。在這間通風不好的工棚裏,擺着9張上下鋪,被褥胡亂堆放着,有的牀上還扔着幾張報紙,旁邊的桌子上放着洗漱用品。屋子裏唯一值錢的就是一臺電腦。

據瞭解,在這裏幹活的農民工平均年齡30歲出頭,多數結了婚,把老婆留在家裏就出來了。有的家裏還有地,農忙時回去幹兩天活,順便享受“二人世界”。這個年齡段的男人,正是對性生活需求旺盛的階段。但對他們來說,本能的需求成了昂貴的奢侈品。“從我老婆走到現在,3個多月了,我沒沾過女人。”離家8年,用陳大同自己的話說:“習

慣了也就好了,實在憋得難受,就和工友們打打麻將,玩帶錢的,刺激一下。要麼就講講‘黃段子’,樂呵樂呵。黃色錄像工頭不讓看,咱們也不敢碰。”

工地周圍有不少流動暗娼

幾個月前,記者曾發現,在離工地不遠的市場上有很多小發廊。門口搔首弄姿的女人也是一景:每家門口都坐着一個濃妝豔抹、衣着暴露的女人,她們就像櫥窗裏的展品,用挑逗的眼神掃着每一個過往的男人。但這次採訪時,記者發現小發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打擊賣淫嫖娼”的條幅。“上個月底全砸了,現在變成流動的了,天一黑就能見着,在路邊一羣羣的,跟賣白菜一樣,50塊一個晚上。”聽到陳大同這話,記者異常震驚。但當記者問他有沒有找過時,陳大同說,工友中確實有去的,可他自己一次都沒去過,因爲“她們長得不好看,瞎逗嘮嗑兒還行。”

工棚旁邊,還搭着一個簡易小屋,這是工頭老張和老婆的“家”。來京打工多年,如今的老張已經不像其他老鄉那樣在工地扎鋼筋了,他當了“頭兒”,帶着自己的隊伍四處攬活。3年前,老張從老家把老婆接了出來,租了間房。最近幾天,工地上活兒忙,夫妻倆乾脆把家搬到工棚旁邊。“以前老婆沒來的時候,我也和他們一樣,想過‘找小姐’。現在用不着了,想找也不敢。”老張一臉幸福地對記者說。在工地上,像老張這樣夫唱婦隨的少之又少,其他民工也只有羨慕的份兒。“沒條件啊,十幾個人擠在一起住,老婆來了往哪兒擱。三天兩頭有人請假往家跑,咱也理解,都是男人嘛。”老張無奈地說。

排解渠道大多不安全

陳大同和老張他們的工地是衆多工地中的一個,他們的生活也是所有農民工生活的縮影。幾乎在城市的每處工地,一收工,路人總能看到成羣的農民工蹲在路邊“看風景”:但凡有女人走過,他們的目光一點不含蓄,追隨而至,眼神裏雜着飢渴、自卑和無奈。記者隨機採訪了幾名路人。一位衣着入時的年輕女子說,從工地旁經過最讓她心煩,每次都被盯得不自在,“挺恐怖的,只想趕緊離開”。一位白領則表示:“農民工犯罪的太多了,怪嚇人的。”

今年4月,國務院研究室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稱,目前,我國農民工大約有2億,平均年齡28.5歲,正處於性慾旺盛的青壯年階段。而心理學家分析認爲,農民工長期性壓抑必然導致性衝動,輕微的衝動會導致心理疾病,嚴重的就會走上強姦犯罪的道路。對農民工來說,不被認同甚至不被尊重是個問題,但異性的吸引和肉體的需求是最大的折磨

。“你們城裏人哪知道那個滋味!”36歲的李順(化名)搖着頭說。《?望東方週刊》曾在農民工中做過一次大規模問卷調查,選擇“一星期過3次以上性生活”的只有5%,19%的人表示“時間長了記不清”;在主要性生活渠道選項中,21%的民工選擇“找小姐”,25%的人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

在民工堆兒裏,“找小姐”是個隱祕話題。記者就此詢問時,幾個民工相視而笑。“有是有,不過都偷偷摸摸的,要是讓工友知道該被笑話了。”“有幾個五六十歲的喜歡拿這事炫耀,回來了講給年輕人聽。”據民工們透露,他們“找小姐”一次要50元,對月工資1000多元的人來說,需要額外加4個晚班才能滿足一個月找4次小姐的需要。於是,工地上就出現了一些民工“白天干活掙錢,晚上加班爲‘找小姐’”的現象。對於這個問題,工頭老張也沒有辦法,“腿長在他們身上,我也不好管。不過,‘找小姐’倒也有個‘好處’,他們不會三天兩頭要回家了,可也有爲這事鬧着要借錢的。”老張告訴記者,去年有個民工得了淋病,“下半身爛得嚇人”,一年掙的錢都花在治病上了。老張懂點醫,平時也給民工講些性知識,可有些話他們也不信,認爲“是唬人的,哪能找一次就得病。”記者接着問道:“那你們對性病、艾滋病了解多少?擔不擔心自己會染上?”對此,大部分民工表示瞭解一些,不過這種事他們“不操心”,因爲“聽說那些小姐都用安全套。”記者又問:“你們知不知道‘找小姐’是違法的?”結果大部分民工一臉茫然。

看黃色錄像曾是陳大同和弟兄們發泄的一個渠道。“5塊錢兩張,不貴。”只是現在工頭管得嚴,一旦發現有人看,馬上重罰。現在,民工們主要靠講“黃段子”釋放性苦悶。老張告訴記者,他們湊到一塊兒,沒別的,就是聊女人。一般都是老的給小的講,小的沒聽懂,就刨根問底,老的先是賣關子,然後再得意地解釋給小的聽。

爲了排解性苦悶,民工們的方法可謂五花八門:一個姓譚的民工爬上工地的腳手架,爲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26歲的林某鑽進女廁所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安徽民工邱某帶着同鄉大半夜打着手電筒到報刊亭看人體攝影圖片……

性知識匱乏讓人擔憂

據衛生部2004年公佈的數字顯示,我國約有80%的農民工處於性飢渴狀態,部分人因性壓抑導致精力不夠集中、充沛,甚至身體素質下降,產生相關疾病,如性功能障礙等;有的農民工還走上了犯罪道路。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對

2001年至2003年辦理的強姦案進行統計後發現,有58.6%是農民工所爲,而且,這一數字呈逐年遞增勢頭。可以說,性飢渴、性壓抑嚴重影響了民工的性健康。

另外,農民工的性健康還受到高危性行爲的威脅。北京崇文區疾控中心今年8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區建築工人中有0.4%存在非婚性伴侶,23%的人不願意使用安全套。上海市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2005年底發佈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上海某社區的民工中,有2.5%曾強迫他人發生性行爲,有5.1%存在商業性行爲,2.8%存在多性伴侶現象。武漢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宋世震主持的一項調查結果則顯示,武漢市3個建築工地的工人中,21.7%的人有婚外性行爲,超過50%的人從不使用安全套。而衛生部通報的艾滋病現狀則顯示,目前我國暗娼中HIV感染率在迅速上升。這就意味着,農民工因高危性行爲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機率也在上升。

和高危性行爲相伴的是,農民工對性傳播疾病的瞭解狀況不令人滿意。據《中國公共衛生》2005年7月發佈的研究結果表明,江蘇省崑山市兩家工廠的民工中,對性病病種的知曉率爲58.8%,對性病/艾滋病感染途徑的知曉率爲67.1%。也就是說,還有1/3左右的民工對性病/艾滋病的瞭解程度不合格。這更進一步加重了農民工面對性傳播疾病時的危險性。可以說,當前民工羣體的性健康正面臨兩個極端的威脅:一邊是性飢渴、性壓抑以及由其帶來的身心異常和性犯罪;另一邊是高危性行爲和性病知識缺乏所帶來的疾病威脅。那麼,在這種不容樂觀的情形下,社會應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關注農民工性健康日益迫切

中國性學會理事長鬍佩誠教授對《生命時報》記者說:“當務之急,是加強教育。我指的教育,不是告訴民工不要想‘性’,而是教他們如何應對性需求。目前來看,既不觸犯法律,又沒有其他爭議的方式就是‘自慰’。我們可以告訴民工,當你有性衝動需要釋放時,可以用手或其他恰當的工具進行自慰。這種方法在國外的軍隊、監獄和打工者羣體中很常見,但在中國宣傳的還不夠,民工裏能正確掌握的,恐怕就更少了。”

胡教授的話在記者的採訪中也得到了證實,當記者問李順是否自慰過時,他愕然地反問:“自慰?啥自慰?怎麼自慰?”去年,廣州市2名民工誤用礦泉水瓶自慰,導致“命根”被卡的事件曾轟動一時,這都充分說明民工對“自慰”還很陌生。胡教授表示,除了教育,其他措施也要跟上,直接的做法是放假

回家團聚,如果能帶薪休假更好;間接措施也有不少,比如,爲農民工普及性知識,教他們正確認識、防治性病、艾滋病等;組織民工爬山、游泳,幫助他們放鬆身心,從豐富文化和精神生活入手,緩解性問題。另外,還可以搭建“夫妻房”,讓來探親的民工家屬能和家人親密接觸,甚至可以讓更多的民工把配偶接來同住。不過,胡教授也指出,這些措施都要花錢,耗費時間與精力,短期內不易完成,需要各方的體諒和支援。

農民工的性健康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各方關注。如,北京市石景山疾控中心曾攜帶宣傳板、預防艾滋病的3000份宣傳資料、2000個安全套深入工地,受到民工們的熱烈歡迎,安全套很快就被拿光了。▲